IEA前署长谈核电重启、氢能突围与跨境电网设想

日前，中国人民大学在北京举办“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目标（CDGs）2025年度夏季研讨会”。国际能源署（IEA）前署长田中伸男出席会议并接受了《南方能源观察》（以下简称“eo”）的独家专访，谈及全球能源格局演化、日本核电重启、氢能战略和亚洲能源合作等话题。

1973年，田中伸男进入日本经济产业省开启职业生涯；此后他两度执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科学技术和产业司；2007—2011年，担任国际能源署（IEA）署长期间发起了第三次集体释放石油储备行动。三十多年来，田中伸男（NobuoTanaka）的名字始终与全球能源领域的关键决策紧密相连。如今，他依旧活跃在全球能源合作的前沿，不仅是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的能源安全与可持续发展全球助理、东京大学教授、地球降温创新论坛指导委员会主席，还担任TanakaGlobalInc首席执行官，持续为众多国际企业提供咨询，被誉为能源领域“行走的活字典”。

在专访中，田中伸男分析了当前全球能源格局的演变趋势，并重点谈论了对氢能、核能重启、新型反应堆技术、数据中心绿色用能等热点能源议题的看法。

01

全球能源格局持续分化

eo：当前，全球能源结构正在深度重塑，您如何看待中国、美国、日本和欧盟这些主要经济体在能源战略上的分化趋势？

田中伸男：这是我这次会议发言的核心议题之一。美国在特朗普执政时期主张充分利用化石燃料（天然气、石油、页岩气、页岩油），推行大力开发化石能源的战略（Drill,Baby,Drill），还在石油领域和俄罗斯、沙特建立了合作机制。

相反，中国通过推进可再生能源、核电、脱碳技术、电动车、电池、电解槽等产业，想减少化石燃料进口，以新能源为基础建立能源主导地位。欧盟基本上与中国的方向一致。

日本自然资源匮乏，要保障能源安全只能两头兼顾，既维持与中欧绿色市场的联系，也要保持和美国的关系。同时，还要尽量发展可再生能源、可持续核电，并探索清洁氢能等新路径。

eo：您认为中美的能源路线是反向的，而中欧路线趋同？

田中伸男：对。中国走的是通过可再生能源、核能、电动车实现全面电气化的路线，核心是减少化石燃料依赖来保证能源安全。欧洲也一样，为了摆脱对俄罗斯化石燃料的依赖，必须用可再生能源和核能。

eo：这是否会让中欧更靠近？

田中伸男：是的。比如，欧盟最近推动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中国国内也有类似机制，虽然碳价不一样，但方向一致。美国则完全反对碳定价。未来如果中欧统一碳关税标准，会催生一个巨大的绿色技术和产品市场。

eo：在这样的背景下，日韩等其他亚洲主要经济体将受到哪些影响？

田中伸男：在石油和天然气都需要100%进口的前提下，日本必须与中欧、美国都保持良好关系。但同时，日本也要成为中欧绿色市场的一部分，因为这是提升能源安全的路径。

和中欧一样，日本必须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可能带来的资本化趋势和政策变化影响下，未来化石燃料价格的波动性可能会更加剧烈。因此，从能源安全和能源行业稳定的角度看，减少化石燃料依赖极为重要。这意味着要尽可能多地使用可再生能源和核能。

日韩都是核能大国，因此必须合作，共同推动可持续核能的发展。韩国对这种可持续技术也非常感兴趣，日韩有望在这一领域携手前进。

eo：您提到的可持续核能模式具体指什么？

田中伸男：我主要指的是快堆系统（IntegralFastReactorSystem），配合热解处理（PyroProcessing）技术。这项技术最初由美国阿贡国家实验室和爱达荷国家实验室共同开发，目前主要由美国爱达荷国家实验室集中研究。我了解到，中国也在开展快堆技术的研发，在金属燃料快堆和热解处理方面已经具备了自主的知识和技术储备。

这项技术还可以应用于福岛事故中的熔毁燃料碎片（fueldebris）处理。熔毁燃料必须从受损机组中取出，并存放在合适的场所。但如果只是简单储存，就必须维持长达30万年的安全隔离。30万年是一个极其漫长的时间，远超人类文明史。但如果采用快堆技术，可以将高放废物的管理周期缩短到300年。

当然，300年依然很长，但相比30万年已经是质的飞跃。确保地质结构稳定30万年，这对任何选址都是巨大挑战；而如果该技术能够将周期缩短至300年，寻找合适处置场所就会容易得多。300年的时间，高放废物完全可以在核电厂附近或地下设施中进行安全储存，因为300年后，人类很可能依然存在；而30万年后，人类是否还存在于地球上，谁也无法预料。因此，这项技术能解决核废料管理问题，大幅降低未来世代，甚至未来地球生命所面临的核废料风险。这正是我极力推广的原因。

02

日本的氢能战略

eo：您还提到日本应探索氢能应用，但当前氢能成本相对较高，您如何评估这一路径的前景？

田中伸男：50多年前，日本从阿拉斯加进口LNG（液化天然气），当时很多人觉得成本高得离谱。但我们通过扩大规模、市场化，最终做成了。这让我相信，清洁氢能也可能走出同样的路。虽然当前氢能成本较高，但日韩电价本身也处于高位；若能培育出成熟的清洁氢市场，完成供应链搭建，即便氢价稍高，也具备进口可行性。

eo：日本在氢能发展上有什么重要经验？当前，日本氢能战略的进展与挑战具体是什么？

田中伸男：日本氢能的故事，要从十多年前丰田推出Mirai氢燃料电池车说起。当时，日本希望借此引领“氢能经济”。

但问题是，车和加氢站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困境一直没解决。没有足够的加氢站，车卖不出去；车不够多，建加氢站又不划算。

相比之下，中国和韩国聪明得多——他们从商用车队切入，如卡车、公交车，甚至出租车。这类车跑固定路线，加氢站布局集中，推广起来容易得多。如果丰田当年在商用车领域投入更多，结果可能会完全不同。

eo：所以，日本现在氢能的发展还是偏慢？

田中伸男：是的，尤其在交通运输领域，氢的需求量很有限。要真正形成“氢能经济”，必须把氢用到更多减排艰难的工业部门，如钢铁、水泥、化工，甚至火电。只有需求上来了，规模形成了，成本才能降下来，生产商才愿意投钱。

日本当年推动LNG进口时，靠的是长期合同和大规模采购，那是成功的经验。氢能也得走同样的路。

eo：LNG的经验可以复制到氢能吗？

田中伸男：完全可以。50多年前，很多国家认为，将天然气液化后通过专用船运输，再气化利用，是一件荒谬且成本高昂的事。确实，一开始成本极高，但我们大力推动LNG产业，成功地扩大了LNG的进口规模，并将其商品化。这是日韩合作的一个伟大成果。为什么不在氢能源上复制同样的模式呢？

我们可以在氢能供应链建设上与中国、欧洲合作，同时吸纳更多亚洲国家参与。例如，东盟国家高度依赖煤炭，而且它们的燃煤电厂机龄普遍较短，在可预见的未来仍会继续使用。但绿氨或绿氢的掺烧可以降低这些机组的碳排放。如果能够建成这样的绿氢供应链，这些亚洲经济体也会乐于参与。

中东也能成为重要供应地。因为中东拥有巨大的可再生能源潜力，太阳能发电成本非常低，可以生产绿氢；也可以利用天然气，通过碳捕集与封存（CCS）技术将二氧化碳封存到油气田中，生产蓝氢。中东枯竭的油田可以用来存储二氧化碳，现有的管道等基础设施也能被利用。对该区域来说，未来的生存之道一是利用太阳能，二是发展CCS。过去，中东通过开采并销售地下的石油和天然气获利，未来则可能通过将二氧化碳注入地下获取收益，碳封存的经济价值将被进一步挖掘。

目前，日本和韩国在考虑将本国工厂排放的二氧化碳运往中东注入地下。虽然日本海和太平洋沿岸有一些储存二氧化碳的地质构造，但与产油产气国相比，我们的可用储存空间远远不够。因此，日本还与印尼、马来西亚合作，评估它们储存二氧化碳的潜力，相较而言，中东的潜力十分可观。

eo：在氢能推广遇阻的背景下，日本政府现在有什么动作？

田中伸男：日本政府开始通过立法推动氢能，给用户补贴、提供合同支持，还准备拿出3万亿日元（约300亿美元）启动差价合约（CfD）机制。但老实说，这笔钱还远远不够，只能算第一步。

除此之外，日本也在推CCS，日本政府已颁布促进CCS发展的相关法律。新法不仅涵盖国内，还包括将二氧化碳出口到其他地方。氢能和CCS相关的新法律是日本政府迈出的重要一步。

同时，日本还启动了碳定价机制，碳排放会有明确成本。碳排放交易体系（ETS）即将落地，首先覆盖部分大型排放行业，目前是自愿参与，但未来会对大型排放企业强制实施。日本还计划推出碳附加费，即对进口商和公用事业公司征收碳税。不过，未来碳价会到什么水平，现在没人知道。

eo：您如何看待当前碳价在市场上的重要性？

田中伸男：碳价直接影响投资决策。碳价高，补贴就可以少一点；碳价低，政府就得掏更多钱补差价。这是两种手段的平衡组合，日本政府正在考虑具体的机制设计，但碳价水平尚未明确。

国际能源署认为，要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碳价得超过每吨250美元，这比欧洲现在的100美元/吨高一倍多，中国的碳价更低。但如果净零是目标，未来碳价很可能会提高。如果欧洲和中国能够在共同的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框架下合作，就必须就未来碳价达成一致。这很有挑战性，但没有碳价，就很难推动碳减排投资。

最终，补贴的资金还是来自公众。日本当年进口液化天然气时，市场是管制的，电力和燃气公司可以直接将成本转嫁给用户。但如今，市场已经实现自由化，很难再走同样的路。这也是为什么必须结合差价合约、碳定价等多种机制。中国、欧洲、日本都面临同样的难题——如何在不削弱产业竞争力的情况下，将碳价提升到合理水平。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国际协调不可避免。

eo：那日本氢能供应链的主要障碍是什么？

田中伸男：核心还是需求。比如，日本最大的火电公司JERA正在推动燃煤电厂掺烧清洁氨，先做到掺烧20%，未来提高到50%、100%，实现零碳。但也有公司觉得直接应用CCS更便宜。氢能在火电、钢铁、水泥等领域都有潜力，但规模、成本、碳价、国际形势都存在不确定性，所以企业投资很谨慎。

eo：您怎么看中日在氢能方面的合作前景？

田中伸男：潜力很大。中国在绿氢、电解槽等技术上进展很快，像当年光伏、电池产业崛起一样。现在，中国在这些氢能技术上已经是全球领先。如果中日能把这种势头延伸到东南亚，形成足够大的市场，就能吸引更多供应商、降低成本。

绿氢适合在可再生能源丰富的地区生产，如沙特、澳大利亚、智利；蓝氢则来自油气资源丰富、具备CCS条件的地区，如中东、马来西亚、印尼、美国。日本已经开始从美国进口蓝氢，但前提还是得有足够的需求，这又回到碳价问题。

eo：那中日韩三国能否建立互补的氢能供应链？

田中伸男：当然。三国在电气化、绿氢、蓝氢上有共同目标和技术储备，可以一起制定清洁氢、清洁氨的标准和安全规范，并和欧洲对接。但推进要同步，否则有一方走太快、成本太高，就会吃亏。

另外，可以开始从容易达成共识的领域合作，比如，氨的供应链已经成熟，但它有毒性，公众安全认知和事故防范很重要。如果能在这些方面联合行动，会对氢能和氨的推广有很大帮助。

03

核电重启困局：安全文化挑战与公众信任裂痕

eo：日本在“后福岛时代”重启核电的举动备受争议。您认为核电在当前能源结构中应扮演怎样的角色？

田中伸男：日本方面的目标是，到2040年，核电应占全国发电量的20%。日本政府认为，核电是能源组合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公众接受度是一个问题。

沟通很重要，尤其是和公众的沟通。东京电力在福岛事故上犯了严重错误，公众信任度跌到谷底，恢复极其困难。

新潟县的柏崎刈羽核电站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对东京电力而言，重启柏崎刈羽的反应堆可以显著降低成本。在俄乌冲突后，公众出于能源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考虑，对核电的接受度有所提高，但即使在技术上、法律上都满足重启条件，新潟县知事就是不肯说“是”。

eo：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田中伸男：这背后是复杂的利益和风险分配问题。事实上，柏崎市和刈羽村欢迎重启核电，因为有就业和财政补助；但对其他市町村来说只会承担风险没有好处，所以他们反对。县知事要代表全县，大多数地方反对，他就陷入了政治困境——既不能说“行”，也没法明确说“不行”。

政府也做了不少努力，比如，针对新潟冬季大雪的问题，投入巨资建了地下热能融雪系统的道路，旨在能满足冬季疏散条件，但到目前，知事还是没松口。柏崎刈羽已经实施了大量安全措施，技术上没有充分理由反对。但技术和法律上的准备再充分，过不了公众信任这一关，还是没用。

eo：安全的问题到底出在哪？

田中伸男：安全文化！福岛事故本质上是人为错误。日本原本以高安全、高技术自豪，但事故还是发生了，原因是对自身安全能力过度自信。

东京电力福岛核电站的设计方案由美国GE公司提供，其原型来自德州路易斯安那的机组——那里的主要风险是龙卷风，因此应急柴油机组建在地下。但在日本，面对海啸，这一设计就成了致命缺陷：海啸淹没了机组，电源全失，外部电网也被冲毁。

相比之下，东北电力在建造女川核电站时，根据当地历史上多次发生海啸的情况，将反应堆整体抬高了10米，从而在2011年的大地震和海啸中幸存下来，并成为当地居民的避难所。这正是安全文化差异的体现。东京电力则因低估风险而酿成灾难。

另外，“9·11”后，美国核管会曾向多地建议核电站采取防全厂断电的措施，韩国和中国台湾都接受了，但日本拒绝，理由是“系统足够安全”。如果当时日本采纳建议并针对海啸做准备，也许可以避免福岛事故。

到203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核电使用国，发电量超越美国。因此，中国一定要确保安全，不要重蹈日本的覆辙。

eo：如果要重启或新建核电，您认为关键条件是什么？

田中伸男：我在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组建了一个全部由女性组成的顾问团，她们提了三条建议：

第一，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或被动安全设计，让事故影响局限在厂内；

第二，妥善处理放射性废物，日本现在没有最终处置场；

第三，防扩散——避免轻水堆带来的浓缩和钚的后处理风险，美国有些技术在这方面做得更好。

eo：为什么要全是女性？

田中伸男：这背后有个有意思的观察。我的一位朋友创办了成员全部由女性组成的安保咨询公司，在福岛事故前半年就建议客户卖掉东电的股票，理由是东电事故和失误记录最多，还总犯同样的错。女性对风险的敏感度确实不一样。

有研究认为，男女大脑在风险应对上进化方向不同：男性狩猎需要忘记失败才敢再出门，女性守护家庭则要记住所有风险。因此，让女性来提安全条件，很有价值。她们的建议也确实点到了要害——这三点不解决，核电的可持续性就无从谈起。安全不仅是技术问题，也是心理上的问题，公众心理上的安全感很重要。

eo：日本在推动新一代核电如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快堆方面进展如何？在您看来，新一代核能技术是否可以改善公众认知、提升接受度？

田中伸男：推动SMR的原因之一就是出于安全考虑。它体积小，即便发生事故也更容易控制。考虑放射性废物处置和核扩散风险，未来的核电发展方向，不应是再建大型压水堆（LWR），因为风险级别不同。

04

绿色供能新思路

eo：接下来我们谈一个备受关注的新话题——数据中心和数字基础设施。数据中心的用电需求在快速增长，未来几年甚至可能翻倍。但也有人认为，AI的能效优化可能会减缓这一增长。您怎么看？

田中伸男：无论如何，大型科技公司都希望使用脱碳电力，这会导致可再生能源和核电之间的竞争加剧。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认为，SMR可以作为专供数据中心的电源模式。谷歌、亚马逊、微软都在开发小型模块化反应堆。

eo：这种模式有什么优势？

田中伸男：大型科技公司融资能力强，SMR的建设成本可能更低。IAEA今年初的新报告指出，这可能成为核电未来的“游戏规则改变者”。所以我认为，日本应开发用于数据中心的SMR。同时，东盟国家对浮动式核电也很感兴趣，这同样可以为数据中心供能。这里还有一个“瓦特与比特”的概念。

eo：可以解释一下吗？

田中伸男：瓦特（watts）是电力的物理输送，比特（bits）是信息的光纤传输。光纤传输数据的损耗和成本都低于长距离输电。因此，数据中心不一定要建在大城市附近，而应靠近核电站或可再生能源产地，通过光纤把数据传到城市，这样可以减少能量损耗。

这也可能改变数据中心的选址和能源规划逻辑。从政策层面看，各国的工业和能源规划需要结合电源布局、数据中心位置、产业用户和人口分布。SMR可以直接为本地数据中心供电，不依赖长距离输电，这对偏远地区尤其有意义。

eo：相比大型压水堆，SMR的优势是什么？

田中伸男：SMR调节能力强，更容易与可再生能源协同，满足本地需求。一位美国学者提出“设计正义”（DesignJustice）理念——过去大型核电站的设计并未考虑主机社区的实际需求，而是为了给远端城市供电。SMR可以在设计阶段就结合当地可再生能源和社区需求，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公平性。

目前，很多地区仍以发展大型核电为主，但如果地方社区希望有更多可再生能源并配套小型本地堆，SMR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这种分布式电力与数据体系，可能改变未来能源格局。

eo：面对数据中心高能耗的现实，日本和其他国家正在探索多种绿色供能路径。您觉得哪些创新做法或政策机制最值得关注和推广？

田中伸男：高温气冷堆（HTGR）是一个重要方向。中国已建成全球首座小型高温气冷堆，用氦气作冷却剂，具备被动安全特性——一旦氦气流失，反应堆会自动停堆，不会熔毁。日本在大洗市的实验堆也做过类似测试。

eo：这种堆型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田中伸男：它的燃料是包覆高浓铀的石墨小球，难以破碎、无法再处理，只能作为乏燃料直接处置，所以需要新的末端处置技术。被动安全性是提升公众接受度的重要因素。我认为，高温气冷堆也是一个很有潜力的方向。

eo：从亚洲能源结构视角看，核能与可再生能源应如何协调？核能的定位是什么？

田中伸男：我认为，像中国、日本、韩国这样的国家，在核电方面的雄心是相近的。其他一些亚洲国家，比如越南、印尼，也在认真考虑核能在本国能源体系中的角色。但东盟内部，部分国家更倾向于使用可再生能源而不是核电，有些国家则依然依赖天然气。因此，不同国家的能源组合差异很大。

对东盟而言，需要从区域整体来思考平衡问题。东盟有互联电网的构想，即ASEANGrid，在哪里建设核电站、在哪里使用水电、在哪里使用其他可再生能源，需要各国共同协调。

为了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增长，核能和可再生能源都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中国、日本、和韩国都可以在技术上提供支持，中国甚至可以通过与缅甸等国的电网或管道互联来帮助他们。

有些东盟国家对浮动式核电站（FloatingNuclearPower）很感兴趣，即将核电装置建在船上，在船坞内建好后再运送到目标国家。这样的工厂化建造更容易被接受。像印尼、菲律宾这样的群岛国家，对浮动式核电可能尤其感兴趣。

eo：日本有没有类似的浮动核电示范项目？

田中伸男：没有。日本曾经研发过“陆奥”号核动力船，但因发生放射性物质泄漏事故，该项目最终终止。不过，我本人很支持在船或驳船上部署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的想法。韩国对此也很感兴趣。

05

跨国电网互联畅想

eo：除了核能和氢能，您还有什么建议？

田中伸男：跨境电网互联。比如，日本软银集团创始人孙正义正在推动“亚洲超级电网”构想，这与中国国家电网的全球能源互联网理念有些相似。我个人对这一构想非常感兴趣。

eo：技术上可行吗？

田中伸男：可行。事实上，我也参与过孙正义团队的研究，探讨如何组建跨国电网合作联盟，并评估成本与可行性。结论是，从蒙古经中国、韩国向日本输送风电，是具有商业可行性的。当然，实施起来可能非常复杂。但共享电网是提高可再生能源利用率的有效途径。欧洲国家通过互联电网实现能源调剂，例如，德国即使退出核电，也能从挪威进口水电、从法国进口核电、从波兰进口煤电，从而保障能源安全。同时，欧洲还在推动建设氢气管道，实现“电+氢”双层互联，这也是值得东亚借鉴的模式。

我目前还担任东北亚天然气基础设施论坛主席，该论坛由中、日、韩、蒙和俄罗斯组成，旨在推动区域管道建设、扩大清洁能源和天然气使用。虽然俄乌冲突使这一进程停滞，但我依然相信未来可以用氢气管道取代天然气管道。俄罗斯将有潜力成为绿氢或蓝氢的重要供应方，因为它拥有丰富的水电、核电和风电资源。

欧洲经验告诉我们，区域能源合作一开始不一定是政治联盟。欧洲煤钢共同体（ECSC）起初只是为了共同管理煤炭和钢铁这两种“战争工具”，避免法德冲突。经过60多年，才演变成欧盟。对中日韩而言，当前的共同需求是清洁电力和氢能的安全供应。如果我们能在能源管理上形成联合机制，将为未来东亚的稳定与合作奠定基础。

当然，跨境电网与氢能管道建设难度很大。每次我在北京、首尔或莫斯科谈起这个设想，都会引起兴趣和支持，但在东京却常有人质疑。不过，从全球能源合作的趋势来看，建立能源领域的利益共同体是值得尝试的第一步。中、日、韩三国首脑会晤时，完全可以将此作为重要议题提上日程。

整体来看，我的构想主要包括三大方向：日本和韩国携手发展可持续核能；合作建设氢能供应链；推动日本与韩国，甚至与中国、蒙古实现电网互联。

来源：南方能源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