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新政府能源转向：从“激进脱碳”到“平衡务实”

上周，德国候任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领导的基民盟/基社盟（CDU/CSU）与社民党（SPD）达成联合执政协议，标志着德国能源转型（Energiewende）从绿党主导的“激进脱碳”转向“平衡务实”的新阶段。在执政协议中，气候能源政策以“技术中立、市场导向”为核心，在坚守2045年气候中和目标的同时，调整了能源结构、部门脱碳路径及政策工具，折射出执政联盟在气候雄心、产业保护与民生压力之间的妥协。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有争议的关键问题在新的协议中没有涉及。例如，基民盟/基社盟所倡导的重启德国核电站这一想法，在协议中未被提及。

（来源：微信公众号“能源新媒”  文/范珊珊）

与过往政策的最大变化就是妥协中的“去激进化”。绿党联合执政的上届政府，气候与能源产业统一由经济与气候行动部（BMWK）管理，强调“气候优先”。新政府下的气候政策回归环境部，能源政策由经济与能源部主导，形成“气候-能源分工”，突出产业竞争力考量。

德国能源与水工业协会（BDEW）主席克斯廷・安德烈亚表示：“联合政府没有在能源转型问题上做出重大逆转，而是推动能源政策的延续为德国制定以创新为导向的路线，这是一个好迹象。联合执政协议是有效推进能源转型的基础——成本和系统效率必须成为未来的指导原则。

一、从“理想主义”到“实用主义”的转向

1.气候目标：坚守底线，增加弹性

新政府重申2045年气候中和目标，支持欧盟2040年减排90%的中期目标，煤炭退出时间表维持2038年不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新政府对实现路径更为务实。首次允许至多3个百分点的2040年减排目标通过非欧盟国家的碳抵消或通过CCS等负排放技术实现，打破“减排必须境内完成”的传统原则；放弃此前对“100%可再生能源电力”的绝对追求，转为通过建设具备“氢能应用就绪”能力燃气电厂（2030年前新建20GW）等过渡性能源保障系统稳定。

2.能源结构调整：市场化驱动与过渡性能源并重

在可再生能源扩张方面，2027年的陆上风电目标保持不变，同时将努力简化审批流程并解决电网同步挑战，加速海上风电跨境合作（与北海邻国共建混合电网），目标2030年可再生能源占电力消费80%。但区别于过去的补贴主导，新政策要求可再生能源“市场自融资”，通过价格信号和容量机制（如储能参与电网调节）提升竞争力。

化石能源方面，煤炭作为“淘汰能源”地位不变，但是原计划2030年退出煤炭政策被调整，最后期限延迟至2038年。天然气从“过渡燃料”升级为“氢能桥梁”——允许现有LNG接收站改造为“天然气-氢能”双燃料终端，新建燃气电厂必须具备“氢能应用就绪”能力（未来可切换为氢气燃料），为2035年后电力系统保留灵活性备用。

3.部门脱碳：从“强制配额”到“技术中立”

废除具有争议的《建筑能源法》中“65%可再生能源供暖强制要求”，代之以“二氧化碳节约量”为核心的灵活标准，允许热泵、区域供热、甚至高效燃气锅炉（短期）共存。政府补贴从“技术定向”转为“结果导向”，例如通过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贷款支持任何低碳供暖技术，而非仅强制推广热泵。

在交通领域，放弃欧盟2035年燃油车禁售的“硬配额”，转为“技术中立”策略——既支持电动车（免车辆税至2035年），也保留插电混动和增程式车辆的发展空间；首次提出“氢燃料卡车网络”建设，为重型运输脱碳预留多元技术路径。

为工业转型设立至少100亿欧元的“德国基金”，通过“气候保护合同”补贴钢铁、化工等行业的脱碳投资，允许其在过渡期内使用“蓝氢”（结合CCS的天然气制氢），而非强制要求绿氢，平衡减排压力与产业竞争力。

4.政策工具：从“行政干预”到“市场机制”

在价格改革方面，将工业电价税降至欧盟最低（0.05欧元/千瓦时），废除天然气存储税。2024年，由于德国家庭平均电价每度电41.2欧分的欧洲最高水平，新政策确保企业和家庭电价每千瓦时至少降低5欧分。

启动5000亿欧元“特殊基础设施基金”，其中1000亿欧元注入“气候与转型基金”，用于氢能基础设施、可再生能源并网和电网现代化，资金使用更注重撬动私人资本（如氢能项目允许公私合营）。

二、新政策的挑战：在“转型阵痛”中寻找平衡

可以看出，新政策的核心逻辑是“减速但不停步”——通过延迟部分激进目标（如煤炭退出、建筑脱碳）换取社会共识，以过渡性能源（天然气、蓝氢）降低短期转型成本。然而，这也埋下多重挑战：

1、 气候目标风险：依赖国际碳抵消和负排放技术可能削弱国内减排努力，若欧盟未能修改相关法律，3%的目标豁免或成“空头支票”

2、 技术落地压力：20GW“氢能应用就绪”燃气电厂的氢气切换时间表尚未明确，若绿氢成本长期高企，可能导致电厂长期依赖化石燃料

3、 欧盟协调难题：德国在电动车配额、碳边境税等问题上的“技术中立”立场与法国等国的“技术偏向”产生分歧，可能影响欧洲统一气候政策推进。

但不可否认，新政策反映了德国对能源转型“现实性”的重新认知——在俄乌冲突后的能源危机中，保障能源安全与产业竞争力已成为比“纯粹减排速度”更紧迫的政治任务。通过将天然气、氢能与可再生能源“捆绑过渡”，德国试图打造一条“可负担、可接受、可操作”的转型路径，为其他工业国提供“务实派”转型范本。

德国新政府的气候与能源政策，本质上是对过去十年“能源转型”激进实验的修正。它放弃了“单一技术乌托邦”，转而构建一个包容化石能源过渡、多元技术竞争、市场机制主导的“混合体系”。这一调整虽可能让德国暂时放缓减排速度，却为其可能赢得了更广泛的社会支持和产业转型空间。未来四年，政策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在“技术中立”框架下加速氢能、CCS等替代技术的规模化，避免过渡能源成为“永久依赖”——这既是德国的挑战，也是全球工业经济体能源转型的共同课题。

来源：能源新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