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安江看中国水电发展 ——专访两院院士、水电专家潘家铮
编者按
新安江水电站是中国能源报社“扬水电之魂——中国水电产业发展”系列报道团队走访的第一站。
已经83岁高龄的两院院士、水电界的泰斗潘家铮院士见证、参与了这座水电站的建设。我们在北京专访了潘家铮院士，让他带我们走进新安江，走进新中国60年的水电之梦。
中国能源报：新安江水电站在新中国水电史上具有特殊意义，作为历史的创造者，您能给我们描述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潘家铮：新安江的水力资源比较丰富，很早就被人们注意，早在1947年，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就对新安江进行了勘探和规划。当时拟定了一个三级开发方案，主要考虑在上游街口建一座8万千瓦的电站（全梯级为12万千瓦）。尽管是比较小的规划，但这在当时也是一场梦，不可能实现。
解放后党和政府重视能源问题。由于华东地区对电力的迫切需求，在建设浙江黄坛口水电站和福建古田溪梯级水电站的同时，从1952年至1954年，对新安江的水电开发进行规划，提出了在当时堪称巨型工程的建设计划：一级开发、总装机58万千瓦（后增到65万千瓦），坝高105米，库容216亿立方米，移民20多万。该工程在1955年被批准， 1960年就开始发电，速度之快，是创纪录的。
在决策新安江水电站的建设时，黄坛口水电站由于勘探工作不够，急于求成，遇到西山滑坡等一系列问题，被迫停工，使一些同志对建设新安江水电站产生了担忧。但上级经过调查研究，还是毅然决定开发，其魄力之大和远见卓识，令人佩服。
中国能源报：当时水电站的建设遇到了怎样的困难，是如何克服这些困难的？
潘家铮：当时国家经济基础薄弱，缺乏资金，更缺乏建设大型水电站的经验，无论是勘测、设计、施工都遇到极大困难。特别是人才缺乏，当时的地质人员只有两人。计算工具只有计算尺和对数表，后来购买了一台手摇计算机就是最大的“重武器”了。
但是那时人心振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干劲冲天。上级部门从各地各行业调集人才，大家千方百计学习国外经验，土洋结合，首创中国特色的木笼围堰等一系列技术。并且在1959年战胜了大洪水、大塌方、严重的混凝土质量问题等一系列难题，制造部门也及时提供了机组和电器设备，工程顺利完成。我们确实是依靠自力更生打赢这一仗的。
中国能源报：新安江水电站的建设有哪些经验和教训？
潘家铮：新安江水电站的建设，既有正面经验，也有反面教训。通过这个工程的建设，我们初步认识到建设水电站是十分复杂的工作，必须按照基建程序办事，必须做好规划、水文、勘测、设计等前期工作，必须把质量放到第一位。这些现在看起来理所当然的道理，当时是花费了很大的代价学到的。
回顾中国水电开发的历程，大概受到三大制约，即技术制约、经济制约和移民以及生态环境制约。今天看来，前二者已经不是问题，移民和环境问题成了最大的制约因素。
这两个制约因素的解决之道应是科学地认识问题，吸取教训，妥善处理。这样就可以通过开发来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开启民智、美化环境，乃至移风易俗，做到“在保护下开发，以开发促进保护”。
关于移民问题，今后主要待建水电站位于西南山区，移民绝对数量不大。从科学发展观看，应该有计划的改变他们的农民身份。水电建设的移民工程完全可以结合上述国家政策，有计划的提前实现这一转变。
库区农民的出路可以分成三类：一是继续搞大农业。第二类以年轻一代为主，专门培养，脱离农业，创业致富。第三类是鳏寡孤独、老弱病残和失去土地一时未能安排的人，率先实施生老病死的可靠社会保障，加上淹没耕地的作价入股，长期受益，就能使库区经济发展，移民稳定受益。
移民问题的资金可从三方面来，一是开发部门原来安排的移民费用；二是实施电力同网同质同价、优质优价，水电应享受可再生能源的政策优惠，把增加的效益用到上游和库区；三是国家的投入。
移民工作必须由国家全面规划、组织、协调和监督才能完成。把移民问题都责成发电企业去解决不行，出了事就喊停，也不符合国家的长远和根本利益。
关于生态环境问题，首先水电建设对生态环境有巨大的正面效益，比如说防洪、减排等，应多正面报道。泥沙、水质污染和其它生态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不能因为这些就否定水电开发，要通过事实和报道使人信服。
总的来说，过去最大的失误是水电开发把效益给了下游的发达地区，把困难和问题留给了库区和移民。今后要纠正这种做法，要做到建设一座电站，振兴一方经济，富庶一批人民，美化一方环境。
中国能源报：在中国水电事业的发展中，最让您满意的成就是什么？您目前最为关心的问题有哪些？
潘家铮：我最满意的是中国水电总装机容量已经达到2亿千瓦，成为了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第一水电大国。
我目前最大的担心是在一些人士强烈反对水电建设的偏激言论影响下，国家会不会放慢水电开发步伐，使水电建设进入低潮。事实上这种影响已经显现，国家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批准大的水电项目了。大水电的开发需要做长期艰苦的前期工作和准备工作，断档之后，再想开发，就困难了，将留下极大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