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水电建设成就与展望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


写在前面:汲取智慧 继续前行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抉择,开启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新历史征程。这四十年,中国可再生能源事业波澜壮阔、成就辉煌!


四十年来,中国可再生能源取得了跨越式发展。装机容量从1977年底的1576万千瓦增加到6.5亿千瓦,年发电量从517亿千瓦时增加到16979亿千瓦时。至2017年底,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在全国总装机容量中的占比达到了36.6%,年发电量占比达到了26.5%。其中,水电装机容量(含抽水蓄能)增加3.25亿千瓦,达3.41亿千瓦,年发电量增长11428亿千瓦时,达11945亿千瓦时,装机和发电量分别是改革开放前的22倍和23倍;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3.09亿千瓦,年发电量约5034亿千瓦时。中国水电、风电、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和发电量均居世界第一。


四十年来,中国水电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坚定践行改革开放,坚持体制机制创新,不断完善投资和建设管理体系,产业能力和科技水平快速提升。在提供优质电力的同时,在河流治理和水资源综合利用、生态环境保护、促进“西部大开发”、发展区域经济和移民脱贫致富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水电筑坝水平和装备制造能力名列世界前茅,一大批世界巨型水电工程成为世界水电建设史上的“标杆”,被誉为“大国重器”。


四十年来,中国新能源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创新,产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产业体系不断完善,利用效率不断提高,利用模式更加多元,逐渐成为引领中国能源转型变革的主导力量,并有力助推了全球能源转型,彰显出中国智慧和大国担当。


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推动高比例非化石能源替代,建设美丽中国,致力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新时代可再生能源工作者新的使命。


“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给人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值此承前启后之际,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组织部分专家,总结梳理了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成就和宝贵经验,并以近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为基础,对可再生能源未来发展重点和发展路径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思考,形成了系列文章,希望引起社会及可再生能源领域各位同仁的思考和共鸣,并以此向中国可再生能源事业的建设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作者:郑声安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院长   彭程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党委书记)



中国地势西高东低,主要河流发源于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奔流入海,蕴藏着得天独厚的水能资源。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水电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与国民经济同步发展,为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美丽中国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水电发展历程


水电是技术成熟、运行灵活的清洁低碳可再生能源,具有防洪、供水、航运、灌溉和改善河流生态等综合利用功能,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显著。我国河流众多、径流丰沛、落差巨大,水能资源非常丰富,技术可开发装机容量约6.6亿千瓦,年发电量约3.0万亿千瓦时,居世界第一。


新中国成立后,百业待兴,原有水电基础薄弱,技术力量不足。在积极学习苏联、捷克等国水电技术的基础上,依靠全国水电科技工作者团结一致,艰苦奋斗,迈开了水电建设的艰难历程,掌握了100m级混凝土坝和土石坝、100万千瓦左右电站建设关键技术,初步奠定了我国水电发展基础;抽水蓄能电站在北京、天津开始试点开发。至1977年,我国水电装机容量1576万千瓦(其中抽水蓄能3.3万千瓦),年发电量517亿千瓦时。


“1978年,在邓小平同志倡导下,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征程。从农村到城市,从试点到推广,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40年众志成城,40年砥砺奋进,40年春风化雨,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回顾我国的水电发展历程,艰难曲折,成果丰硕,以改革开放基本国策为指引,水电事业真正步入了高水平快速发展时期,是受益于改革开放的典型代表。改革开放40年,水电发展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改革开放谋发展(1978年~1999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方针,提出大力发展水电事业,建设十大水电能源基地的战略设想,并优先选择条件优越的河段开发建设;大型抽水蓄能电站起步开发。


在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电力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水电也开始了投资体制、建设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的艰难探索。从1980年起,为了解决建设资金瓶颈,随着国家“拨改贷”的实施,水电率先使用银行贷款,走出拓宽建设资金渠道的第一步,改变了过去因水电建设资金全部依靠国家财政拨款而制约水电发展的问题。1985年,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等部门“关于鼓励集资办电和实行多种电价的暂时规定”的通知,对集资新建的电力项目按还本付息的原则核定电价水平,打破了单一的电价模式,培育了按照市场规律定价的机制。1984年,水利电力部将鲁布革水电站作为引进外资的试点,建立业主、工程师、承包商三足鼎立的国际项目管理模式,取代了原有的行政管理模式,对我国基本建设行业的改革起到了示范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后,广蓄、岩滩、漫湾、水口、隔河岩等五个百万级水电站纷纷实行了业主负责制、招标承包制、建设监理制,在工期、质量、造价等方面取得了公认的成绩和进步,被业内誉为“五朵金花”。1991年,作为世界银行在单个项目贷款最多的项目二滩水电站正式开工,从土建主体工程到机电设备采购,全面实行国际招标,项目管理全面与国际接轨,引进了国际管理经验和技术,促进我国水电建设技术和设备制造能力跨上了新台阶。根据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并于1994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电力工业部指导水电建设系统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进一步把业主负责制推进到公司制,先后把清江、二滩、乌江、桂冠、五凌组建或改制成为水电开发公司,迈出了“产权清晰、政企分开、权责分明、管理科学”的重要一步。1996年,国务院领导明确提出“流域、梯级、滚动、综合”的水电开发八字方针,并成为国家对水电建设的开发政策。1997年,国家电力公司成立,国务院授权其经营中央电力资产,从生产关系上形成了一个中央水电投资主体,并卓有成效地推动了龙滩、小湾、公伯峡、洪家渡、三板溪等水电站和岷江杂谷脑流域的前期工作。这些工程均在21世纪初期开工建设。


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电力需求旺盛,为水电高速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199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建设三峡水利枢纽,百年三峡梦想从宏伟蓝图变成了伟大的工程实践,以此为契机,推动了小浪底、大朝山、棉花滩等一批大型水电站开工建设。1993年~1999年,随着五强溪、宝珠寺、天生桥一级、李家峡、万家寨等大型电站前后建成,形成了水电投产的第一个高峰期,水电投产连续7年超过300万,1998年和1999年分别达到了534万千瓦和633万千瓦。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深入研究论证和规划设计,20世纪80、90年代大型抽水蓄能电站起步开发。为保证大亚湾核电站的安全经济运行和解决广东电网、香港九龙电网的调峰填谷需要,1988年7月,装机容量120万千瓦的广州抽水蓄能电站一期工程开工建设,1994年3月全部建成投产,是中国第一座高水头、大容量抽水蓄能电站;随后,二期工程开工建设,并于1998年12月首台机组并网发电。广州抽水蓄能电站一、二期工程合计240万千瓦,是二十世纪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20世纪90年代,随着北京十三陵、浙江天荒坪等大型抽水蓄能电站陆续开工、投产,抽水蓄能电站异军突起,已成为水电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截止1999年,全国水电装机容量7297万千瓦(其中抽水蓄能547.5万千瓦),居世界第2位。


第二阶段,继往开来展宏图(2000年~2012年)


新千年伊始,以全国水力资源复查为依据,全面形成了十三大水电基地的开发蓝图。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正式拉开了西部水电集中开发的新篇章,水电建设也全面步入流域梯级开发的新阶段;抽水蓄能电站发展迅速,开始由局部选点建设向全国分省选点开发建设转变。


2000年,原国家计委提出加快西电东送工程建设的建议,获国务院批准同意。同年,贵州乌江洪家渡水电站等第一批西电东送电力项目开工建设,标志着我国西电东送工程全面启动。


2002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了《电力体制改革方案》,在发电环节引入竞争机制,催生出多元化的水电开发市场主体。投资和能源主管部门大力推动河流规划和管理,市场主体全面加大勘测设计和科技投入,工程建设和设备制造等各环节有机衔接,我国水电建设步伐明显加快。


2000年至2012年期间,全面推进了金沙江中下游、长江上游、澜沧江中游、雅砻江、大渡河、黄河上游、南盘江红水河、东北诸河、湘西诸河、乌江、闽浙赣诸河和黄河北干流等水电基地建设,13年间新增常规水电投产装机容量16075万千瓦,平均年投产规模超过1200万千瓦。


21世纪后,电力系统对抽水蓄能电站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随着浙江天荒坪、桐柏,河北张河湾、安徽琅琊山等大型抽水蓄能电站陆续建成投产,2008年抽水蓄能电站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集中在华南、华东、华北电网。2009年8月,国家能源局在山东省泰安市召开了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工作座谈会,由局部选点建设向全国分省选点开发建设转变,全面铺开全国重点省区的抽水蓄能选点规划工作,以电网公司为主体,组织开发建设,为抽水蓄能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2年,抽水蓄能电站装机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


到2012年底,全国水电装机容量24858万千瓦(其中抽水蓄能2033万千瓦),稳居世界第1位。


第三阶段,科学发展绘新篇(2013年~现在)


党的十八大以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成为时代主题。按照“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发展战略,把发展水电作为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促进贫困地区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战略举措,科学有序开发大型水电,严格控制中小水电,加快建设抽水蓄能电站,加强流域管理,水电维持了高速发展的态势,并步入高质量优化发展和建设与管理并重的新阶段,水电国际合作迈出新步伐。


随着“十一五”期间开工的向家坝、锦屏一级、锦屏二级、溪洛渡等巨型水电站陆续投产,2013年我国水电新增装机容量创历史新高,达到3144万千瓦。十八大以来五年(截止2017年),我国新增常规水电投产装机容量8425万千瓦,平均年投产规模超过1680万千瓦。开工建设两河口、双江口、乌东德、白鹤滩等大型调节水库电站,大力提升流域的发电、防洪、供水和生态调度能力,支撑流域经济社会长远发展和水环境安全。金沙江上游、澜沧江上游水电规划和规划环境影响评价获得批准,提出藏东南“西电东送”接续能源基地建设蓝图,苏洼龙、叶巴滩、巴塘等电站开工建设,拉开了“藏电外送”的序幕,极大地促进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适应能源转型发展需要,优化发展黄河上游水电基地,发挥水电的调节作用,实现水风光互补,积极探索水电基地向综合能源基地转型发展的新路径。在有序开发西部地区资源集中、环境影响较小的大型河流、重点河段和重大水电基地的同时,严格控制中小流域、中小水电开发,保留流域必要生境,维护流域生态健康。推动流域综合监测,为流域综合管理和联合调度奠定基础。


十八大以来,我国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得以快速发展。为适应新能源上网需要,抽水蓄能的重要地位得以强化。2014年,国家发改委、能源局陆续出台了《关于促进抽水蓄能电站健康有序发展有关问题的意见》、《关于完善抽水蓄能电站价格形成机制有关问题的通知》等相关文件,开展了抽水蓄能电站体制机制和电价形成机制改革试点工作,促进了抽水蓄能电站的健康发展,形成了新一轮的建设高潮。


依托我国水电技术优势,与世界多国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合作,努力将水电国际合作打造成为“一带一路”明星合作领域,成为该阶段水电发展的新亮点。目前我国已与80多个国家建立了水电合作关系,在非洲、美洲、亚洲都留下了中国水电建设的足迹,号称东南亚“三峡”工程的马来西亚巴贡水电站(装机240万千瓦),被印在几内亚国家最大面值纸币上的凯乐塔水电站(装机24万千瓦),电站完全由中国投资建设并采用中国标准和中国技术的巴基斯坦卡洛特水电站(装机72万千瓦),中国企业首次在境外以全流域整体规划和BOT投资开发的老挝南欧江梯级水电项目(总规模127.2万千瓦)等一大批项目的建设运行,是中国水电国际合作的缩影。拥有全产业链竞争优势与国际市场磨练经验的中国水电产业,已逐步成为引领和推动世界水电发展的重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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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17年底,我国常规水电总装机容量达到31250万千瓦,已建常规水电装机技术开发比例为47.3%,常规水电装机占全国发电总装机容量的17.6%;2017年我国常规水电发电量11945亿千瓦时,占全国发电量的18.6%,水电装机和发电量均稳居世界第一,常规水电在建装机容量5100万千瓦;我国在运28座抽水蓄能电站,装机容量2869万千瓦,在建29座抽水蓄能电站,装机容量3851万千瓦;我国已建水电总装机容量34119万千瓦,占全国发电总装机容量的19.2%,在建装机容量8951万千瓦。

辉煌成就


水电开发规模世界第一,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常规水电装机容量增加2.97亿千瓦,年发电量增长1.14万亿千瓦时,分别是改革开放前的20倍和23倍。抽水蓄能电站从无到有,装机容量增加2866万千瓦,跃居世界第一。


2004年,以黄河公伯峡水电站1号机组投产为标志,我国水电装机容量突破1亿千瓦(包括抽水蓄能电站,下同),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2010年,随着小湾水电站4号机组投产,我国水电装机突破2亿千瓦。2012年,三峡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投产,建成世界最大的水力发电站和清洁能源生产基地。2014年底,全国水电装机容量历史性突破3亿千瓦,水电年发电量突破1万亿千瓦时。四十年间,我国水电建设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为满足我国能源和电力需求、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筑坝水平名列世界前茅,技术跻身国际前列。中国是拥有水坝数量最多的国家。截至2017年底,我国建成各类水坝98478座。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名列世界前茅,200m级、300级高坝等技术指标刷新行业记录。目前全世界已建在建200m及以上的高坝96座,中国占34座;250m以上高坝20座,中国占7座。已建的锦屏一级双曲拱坝(305m)、在建的双江口心墙堆石坝(314m),位列同类坝之冠。


坝工技术取得多项重大突破。我国建成了一批高水平大坝工程,建成投产了三峡、龙滩、锦屏一级、溪洛渡、小湾等混凝土坝和糯扎渡、水布垭、瀑布沟等当地材料坝。成功解决了“高水头、大流量、窄河谷”的泄洪消能关键技术问题,尤其是锦屏一级拱坝开创了高坝无碰撞消能的先例。


地下工程技术日趋成熟。我国建设的地下厂房跨度已超过33m,高度达70多米,长度达300米;引水洞更是长达17km,且为大埋深、高地应力、大突涌水的岩溶地层。


多项施工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混凝土浇筑强度、防渗墙施工深度、地下工程施工难度达世界之最。峡谷区施工总布置、施工仿真系统的研发与应用全球领先。我国首次提出的大坝填筑质量监控系统,发挥了实时、自动、连续、全过程、高精度填筑质量监控。


我国水工建筑物防震抗震、复杂基础处理、高边坡治理等多个领域处于国际先进或领先水平。尤其是大坝抗震理论与实践保持科学发展前沿,独立自主创新了抗震设计理论和方法,形成一套工作方法和评价标准体系。“5.12”汶川特大地震灾区的大、中型水电大坝,遭受了超强地震作用,均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大型机组位居世界首位,水电装备国际领先。大型混流式、贯流式、可逆式水电机组通过“技术引进、消化吸收、自主创新”三个主要发展阶段,大型轴流式水电机组通过自主设计制造,我国大型水电装备制造业实现了大跨越。


常规水电机组设计制造能力保持世界领先水平。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葛洲坝17万千瓦发电机组至今依然是世界上尺寸最大的轴流转桨式机组;在建的白鹤滩水电站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单机容量100万千瓦,世界第一;我国自行设计制造了世界单机容量最大的灯泡贯流式水电机组。


蓄能机组设计制造能力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我国已具备自主研发制造单机容量40万千瓦的水泵水轮机和发电电动机的能力。


配套设备制造技术已趋成熟。与水电机组紧密相关的配套设备包括进水阀、调速器、监控、励磁、SFC启动装置、发电机出口开关设备、大容量主变压器、高压电缆、GIS高压开关设备等,国产配套设备已广泛应用。


水工金属结构设备技术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大型水电站闸门尺寸大、水头高;启闭机械容量大、扬程高。小湾电站潜孔式弧形闸门最大设计水头160m,操作水头105m。三峡工程双线连续五级船闸,三峡和向家坝工程的齿轮齿条爬升式升船机,景洪的水力驱动式升船机已经建成投运。


特高压输电技术保持世界领先水平。大型水电站的建设促进了大电网和高电压的蓬勃发展。我国自主研发、设计和建设的1000kV交流和±800千伏直流已正式投入运行。


江河治理成效显著,综合效益普惠民生。水力发电事业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优质电力的同时,在环境生态、防洪和水资源综合利用,促进“西部大开发”,发展区域经济等方面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40年,我国水电累计发电量约为14.4万亿千瓦时,相当于替代标煤43亿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13亿吨、二氧化硫0.37亿吨、氮氧化物0.32亿吨,节能减排缓解大气污染效益显著。


通过持续的水库工程建设,我国长江、黄河等水系防洪抗旱能力得到大幅提升,至2017年,全国各大江河水库群总库容超过9000亿m3,可调度总库容约5000亿m3,专设防洪库容约1800多亿m3。其中长江流域干支流纳入联合调度水库总库容1295亿m3,防洪库容530多亿m3;黄河流域干支流总库容近700亿m3,超过黄河年水量,仅干流龙羊峡、刘家峡、三门峡、小浪底四库防洪库容就达156.2亿m3,防洪体系基本建成。各流域大型水库控制调配水资源,蓄洪补枯,大大减轻了洪涝和水旱灾害的损失,长期困扰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大范围水患、大面积持续干旱已经成为历史。


水库工程建设还大大促进了江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增加了河流生态系统的环境容量。以黄河为典型,通过水资源调控,基本满足了沿河两岸大量新增的工农业和居民生活用水需求,“有水见绿”,沿河生态和人居环境条件大为改善,“黄河决口改道”、“黄河断流”不再重演。以长江为典型,近一个世纪以来,由于粗放式发展和对生态环境的忽视,流域的生态环境安全出现了明显退化,三峡、溪洛渡等干支流水库建设有效缓解该进程。到2025年,随着在建的白鹤滩、乌东德、两河口、双江口等调节水库建成投运,将会进一步缓解沿江经济发展和长江流域水质水量之间的矛盾,提高对流域水资源的调控能力,积极助力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


管理体系逐步健全,产业能力快速提升。经过改革开发四十年的不断探索,我国已建成了政府宏观调控和监管,水电企业自主经营,以项目业主为主体进行流域水电开发的投资和建设运营管理体制,推动了“流域、梯级、滚动、综合”开发机制的形成。同时,已基本形成了完整的水电建设运行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及技术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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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以工程实践为基石,我国已经建成贯穿了水电工程不同实施阶段高效完整的全产业链体系,具备实施在建8000万千瓦、年投产3000万千瓦的工程建设能力,担负了全国3.4亿千瓦数万台机组的运行管理重任。除此之外,水电行业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也为我国其他行业输送了大量的人才,促进了基础产业和工程建设领域的技术进步以及体制、机制创新,做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

发展经验


围绕中心,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建国以后,防治水旱灾害成为新中国执政者面前的一道难题。党和政府对江河治理高度重视,毛泽东同志提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等号召,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治水热情。江河治理始终贯穿于水电规划建设的全过程。


改革开放之初,基础设施建设严重不足,电力短缺严重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因素。按照千方百计把电搞上去的指导思想,在此阶段,水电建设主要是服务于快速增长的电力需求。


二十一世纪初,我国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西电东送”成为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工程和骨干工程,水电建设对助力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初步形成了“西电东送、南北互供、全国联网、水火互济”的电力发展格局。


“十九大”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中国”成为时代主题,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积极发展水电,促进非化石能源发展,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推动移民致富和流域经济社会发展,成为水电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主要使命。我国的水电建设始终服务于国家战略发展方向,并将为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伟大“中国梦”做出更大贡献。


科学规划,促进水电持续发展。一是做好全国水力资源普查。新中国成立后,燃料工业部、水利电力部分别于1955年、1958年、1977~1980年和2000~2003年期间组织了四次全国水力资源的普查与核查,基本摸清了中国水力资源的状况。根据近期河流规划和小水电复核成果,我国大陆技术可开发装机容量约6.6亿千瓦,年发电量约3万亿千瓦时。


二是大力开展河流水电规划。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是建国后编制的第一个流域规划,随后开展了长江、珠江、黑龙江、沅水等大江大河规划。改革开放以来至20世纪90年代,我国陆续编制了金沙江中游、黄河上游(龙羊峡至青铜峡)、大渡河、澜沧江中下游、雅砻江(卡拉至江口)等一批高质量的河流规划报告。2000年以后,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水电前期工作安排,相继开展并完成了金沙江上游、澜沧江上游(西藏境内)、雅鲁藏布江中游、黄河上游(湖口至尔多)等河流水电规划和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高质量的河流规划和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保障了流域梯级电站的健康有序开发,多目标优化,充分发挥了水电建设的综合效益。


三是不断完善水电基地蓝图。随着河流水电规划工作的不断深化,由改革开放初期的十大水电基地,逐步扩充完善,最终形成了包括金沙江中下游、长江上游、澜沧江中下游、雅砻江、大渡河、怒江、黄河上游、南盘江红水河、东北诸河、湘西诸河、乌江、闽浙赣诸河、黄河北干流和藏东南“西电东送”接续能源基地等十四大水电能源基地的开发蓝图,统筹谋划,为我国水电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是分批次滚动开展了全国25个省市区的抽水蓄能选点规划,以此为基础,有序推动全国抽水蓄能电站的设计和开发建设工作,满足了抽水蓄能电站发展需要。


突破瓶颈,加快水电开发进程。一是突破资金困境。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得以快速发展,电力建设速度明显滞后,但因为水电建设投资相对较大、回收周期长,我国水电发展主要受到资金的制约。为了解决这一困境,我国先后实行拨改贷、推出集资办电政策,并在鲁布革、天生桥二级、五强溪、岩滩、水口、十三陵抽水蓄能、二滩、天生桥一级、大广坝、凌津滩等水电站引进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日本协力基金贷款,推动了水电事业的快速发展。


二是突破体制束缚。在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水电建设管理体制一直采取“政府统管”的模式,基本特点是“建管分离,收支分离”,政府调配资源。改革开放以后,从投资包干责任制、概算总承包等过渡模式,再经历了鲁布革招标承包制的冲击,通过引进国际先进管理经验,逐步形成了以业主负责制、招标承包制和建设监理制为内容的三项制度,进而发展到按现代企业制度组建的项目法人负责制。通过体制变革,把市场竞争机制引入了水电建设领域,促进了生产力发展,进一步加快了我国水电开发建设的进程,大大提升了建设运营水平。


三是突破技术瓶颈。改革开放以来,实施“引进、消化吸收、自主创新”的基本方略,在国家的统一组织下,以重点工程为依托,连续开展了从“六五”开始的五个五年水电科技攻关计划,并结合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企业投入的重大基金支持,立足世界水电前沿,解决行业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科学技术问题,并逐步转化为技术标准,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技术标准体系。我国工程技术、装备技术全面赶超世界水平,充分发挥了中国水电高技术引领未来发展的先导作用。与此同时,培养了一大批年轻的技术骨干,形成了老中青相结合的技术队伍,为水电技术的发展壮大提供了重要的人才支撑。


持续改进,实现移民妥善安置。移民安置是水电工程建设的重要组成内容。40年来,水电移民政策不断完善,体制机制逐步健全,补偿标准稳步提高,安置效果越来越好,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水电移民安置和支持后续发展之路。


一是建立健全水电移民法律法规体系。水电移民法律、法规、技术标准经历了从无到有,再到逐步健全,形成了《土地法》、《水法》、移民条例、技术标准的法规和技术标准体系。


二是理顺移民工作管理体制机制。水电移民工作体制机制逐步理顺,工作责任不断明晰,逐步形成了“政府领导、分级负责、县为基础、项目法人参与”的管理体制,公示、听证、充分听取和采纳移民和安置区群众意见,主体设计单位技术总负责,移民综合设计、综合监理和独立评估,计划管理,资金管理与审计稽查,规划调整和设计变更管理、补偿标准动态调整、矛盾协调化解等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得到不断创新完善。


三是确立水电移民安置规划法律地位,兼顾移民现实利益和长久利益。补偿、安置、后期扶持与发展并举是中国水电移民工作的重要特色。从重补偿搬迁,逐步到既重视移民补偿搬迁,更注重移民安置,既注重移民搬迁安置,更注重移民生产安置和长远发展。移民安置规划设计文件科学涵盖全过程,作用逐渐凸显,已成为法律法规规定的移民安置实施依据。移民安置方式不断创新,基本实现移民安置后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并着手探索库区和移民后续发展支持和水电建设利益共享政策。


与时俱进,践行水电绿色发展。一是不断完善制度和技术标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水电开发的进程,我国对水电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日益重视。1979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确立了我国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同时也拉开了水电环境保护工作专业化、系统化、规范化的序幕。1988年,制定了《水利水电工程环境影响评价规范》,推进了水电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的开展。进入21世纪,水电开发由单一电站向梯级电站扩展,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的颁布实施,全面深化水电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逐步开展了澜沧江、金沙江、大渡河等河流水电规划或水电梯级开发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推动制定了《河流水电规划环境影响评价规范》、《水电工程环境影响后评价规范》等环境保护技术标准。


二是持续创新技术。不断开展生态流量、低温水缓减、鱼类保护等重大关键技术课题科研攻关和技术创新,在水电开发的过程中,同步规划、设计、建设了生态环境保护设施,先后建成了光照水电站分层取水设施、向家坝、溪洛渡水电站鱼类增殖放流站、长洲水电站鱼道等标志性环境保护工程,推动了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的全面推广,以保障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的有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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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探索全过程管理。针对水电工程建设和运行带来的环境影响,自21世纪初,我国在龙滩、公伯峡水电站等重点水电工程环境监理试点基础上,全面推行水电工程的环境监理工作;规范开展水电工程下闸蓄水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工作;有序推动水电工程环境影响后评价工作;开展流域水电综合监测,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探索水电绿色可持续发展途径。

形势与展望


形势与任务。“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面对这一历史变革,应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把发展水电作为能源供给革命、转变能源发展方式、促进贫困地区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重要举措,新时代水电发展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


构建绿色流域和综合能源基地。随着全国各流域梯级水电开发的持续推进,一大批巨型、大型水电工程相继投产运行,各大流域梯级水电站群逐步形成,构建绿色流域,打造多目标、功能完备的综合能源基地成为水电发展的时代主题。总体方向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长江讲话精神,“正确把握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总体谋划和久久为功、破除旧动能和培育新动能、自我发展和协同发展的关系”。主要任务包括:一是实现流域规划目标,推动综合效益巨大的龙头水库建设,完善水库群多目标服务功能,推动水风光互补综合能源基地建设;二是推进流域管理体制改革,完善综合利用多部门协调监管机制;三是制定流域的生态治理和修复规划;四是深化市场化改革,统筹考虑水电的多目标功能,揪住流域梯级电站价格形成机制这一“牛鼻子”,科学有序解决水电经济竞争力问题和同一流域多市场主体的联合调度和竞价体制机制问题,建立梯级联合调度运行和利益共享机制;五是建立流域综合监测和智能监管体系,为流域管理提供信息化的技术手段。


推动高比例非化石能源替代。贯彻习近平新时代“能源革命”思想,构建以清洁低碳能源为主的能源体系,有序推动非化石能源从增量替代向存量替代的转变,适应和引领世界能源发展的潮流。为了实现非化石能源跨越式发展,水电发展任务主要包括:一是继续推动十四大水电基地建设,提高非化石能源占比;二是适应新能源的快速增长需要,推动电力系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水电运行灵活的优势,规范有序实施常规水电扩容改造和深度调峰,加速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在受端服务柔性电力系统,在送端充分利用已建输电通道,实施水风光互补。


建立健全利益共享机制。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新形势下要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引,将水电作为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产业和重要母体,更多更好地惠及移民,惠及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这既是“脱贫攻坚”和小康社会建设的新动能,也是水电发展的新动力。主要任务包括:一是推动水电税费和税费分配的变革,向移民和地方倾斜;二是有序开展移民后续发展规划,通过水电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提供后续发展资金支持。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是世界能源格局中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之一。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加速重构和我国能源合作迈入“引进来”和“走出去”并举的重要历史时期,以“一带一路”为依托,着力打造国际能源合作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是未来中国能源电力发展的重要方向。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水电国际合作的主要任务包括:一是通过和周边国家的能源互联互通建设,促进全面合作和共同发展;二是打造一个高水平的“绿色科技水电”标准体系,加深与世界各国的合作,服务“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三是深度参与国际清洁低碳和可再生能源发展治理体系建设和规则制定。


发展目标。2020年前,深入推动西部各大水电基地建设,安全、有序推进两河口、双江口、乌东德、白鹤滩等重点工程建设,积极推动其他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龙头水库开工,尽早形成比较完善的流域开发格局和对水资源的调控能力,把握水电开发的客观规律,有效解决西南地区水电弃水问题;创新流域管理体制机制,完善监测调度手段,建立健全水电开发利益共享机制;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步伐;开展水电扩容深度调峰研究,推动典型流域开展梯级优化规划和水风光互补基地建设。到2020年,大中型水电装机2.6亿千瓦,小水电装机0.8亿千瓦,抽水蓄能0.4亿千瓦,水电总装机容量达到3.8亿千瓦。


2035年前后,全面建成生态环境友好、防洪体系完善、水能水资源利用高效、移民共享利益、航运高效通达、山川风光秀美、人水自然和谐的十三大水电基地,全面开工建设藏东南“西电东送”接续能源基地;基本完成流域水电扩容改造,打造水风光互济的综合能源体系;深入推动适应电力市场竞争的体制机制改革;持续推动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助力智能电网发展;建立和巩固中国绿色水电标准,深度参与国际清洁低碳和可再生能源发展治理体系重构,为世界可再生能源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和工程实践。到2035年,大中型水电装机3.6亿千瓦,增机扩容超过1亿千瓦,小水电装机0.8~1.0亿千瓦,抽水蓄能超过1.2亿千瓦,水电总装机容量达到7亿千瓦左右。


2050年前后,全面建成十四大水电综合能源基地;国际合作继续深入,为全球水电和高比例非化石能源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到2050年,水电总装机容量达到8亿千瓦左右。


发展路径。1.形成跨越式发展非化石能源社会共识。“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的基本方向是清洁低碳、安全高效。从世界能源转型变革的历史轨迹看,科技创新和市场力量引领了美国的能源革命,气候变化推动了德国的能源转型,空气污染促使英国的能源结构调整,能源危机和灾变危机改变了日本的能源走向;从世界能源发展趋势研判,世界各国根据其自身的国情,围绕“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这个核心,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但就主流方向来说,构建高比例非化石能源体系是世界各国追求的终极目标。


中国能源发展历程起主导作用的是保障有效供给和保障能源安全,“十九大”报告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论断,无疑将对中国能源革命方向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中国能源结构能否从煤炭为主阶段,跨越油气为主阶段,以“中国速度”完成高比例非化石能源的发展目标,实现弯道超车,必然成为能源革命的主题,是能源工作者的历史使命,更需要凝聚全社会的共识。


2.强化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目标引导机制。一是落实包括水电、新能源在内的可再生能源配额制。修改完善《可再生能法》,建立全国各省区可再生能源义务分担机制;制定全社会长、中、短期用电总量中的可再生能源电量比重规划指标和各省(区、市)的可再生能源配额指标,完善考核机制。


二是进一步推动绿色电力证书交易机制深入实施。配合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的实施,完善现有绿色证书制度,引入强制性绿色证书交易制度,发挥“证书”的“价格发现”功能,以市场为导向,助力可再生能源的技术进步,同步解决新能源的定额补贴问题和水电的经济性问题。


三是深化电力市场和电价形成机制改革。构建全国电力交易体系,推进跨省区电力交易;推动煤电深度调峰和逐步退坡机制;完善辅助服务市场,推动水电扩容深度调峰、流域水风光互补和抽水蓄能电价形成机制改革。


四是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市场,为水电等可再生能源开发提供绿色金融支持,降低融资成本,提升水电的市场竞争力。


五是建立可再生能源电力认证标准及标识制度,实施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认证,助推全社会绿色电力消费的积极性。


3.创新流域水电梯级综合管理运行体系。一是理顺管理体系,加强流域管理法规建设。统筹多部门、多业主的多头管理模式,形成统一高效的防洪、发电及生态调度和流域安全监控的管理体系。通过建立健全流域管理法规体系和技术标准等强制制度,从多方位、多角度提升流域管控水平。


二是适应电力市场改革,研究探索流域统一调度,统一参与电力市场竞价的模式和机制,提升流域水电梯级的优化调度、市场消纳和经济效益水平。


三是规划生态修复和社会经济后续发展。深刻把握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突出工作重点,以保护和持续改善流域水质为中心,扎实推进水污染治理、水生态修复、水资源保护“三水共治”,开展水电开发后评价,全面总结开发经验教训,考虑干支流水电开发及其生态环境状况,从流域层面统筹考虑制定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规划;完善移民后续服务,形成并落实后续发展综合规划与资金支持机制。


四是加强技术创新。依靠科技创新破解绿色发展难题,长期、系统、全过程监测工程建设和运行可能带来的影响,积累相应的科研数据资料,结合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形成数据共享和应用的智慧平台。


4.建设环境友好型绿色科技水电技术及标准体系。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统筹考虑流域环境、社会、经济、安全等因素,总结和创新提升中国水电在技术和绿色发展方面的经验、理念和做法,研究推动“高点定位、中国特色”的环境友好型“绿色科技”水电技术及标准体系,并努力推动企业激励和公众参与机制,树立中国水电形象,服务中国和世界水电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5.推动战略性工程有序建设。要加快推进、全面完成重大江河流域水电规划,抓紧开展一批战略性骨干项目的前期工作。继续安全高效推进乌东德、白鹤滩、两河口、双江口等在建骨干工程,尤其是重要龙头调节水库建设。同时要做好电网与电源发展合理衔接,完善电源结构调整和水电市场消纳协调机制,按照全国电力统一优化配置原则,落实西南水电消纳市场。


2018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我们纪念改革开放40年,回顾总结40年水电发展的历程、成就、经验,展望未来30年的形势任务、发展目标和发展路径,“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给人们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


对改革开放最好的纪念就是更全面、更深刻地推进改革开放。2018年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春节团拜会上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号召:“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以敢闯敢干的勇气和自我革新的担当,闯出了一条新路、好路,实现了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今天,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开拓精神,开新局于伟大的社会革命,强体魄于伟大的自我革命,在我们广袤的国土上继续书写13亿多中国人民伟大奋斗的历史新篇章。”我们将铭记总书记号召,以舍我其谁的使命感,继续谱写中国水电新的伟大篇章。


2018-11-06 17:52